在《饿乡纪程》中，瞿秋白首先流露出：“'生命大流'的段落，不能见的，如其能见，只有世间生死的妄执”。1920年10月18日，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的《去国答＜人道＞》这首诗中，开头写的是：“来去无牵挂，来去无牵挂！”在《赤都心史》的自《序》中，他率先阐述了“镜面钟声”说。1921年2月16日，他在莫斯科翻译高尔基的短诗《市侩颂》，就是以“阿弥陀佛”为题，又以“阿弥陀佛”结尾。这些，都充分体现出，早期的瞿秋白，对人生、社会、人际关系，以至无穷的宇宙，是以佛学的观点、视角，来表明自己的心境和看法。他早期许多带有佛门色彩的文学作品，就象旷野的山花溪流，纯朴自然而又内力喷涌，读后有一种悟性的启迪和艺术的享受。（同上第11　页）

    1920年10月，瞿秋白踏上万里征途时说，“人饿乡”，是为“担一份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所以，便要“以整顿思想方法入手，真诚的去'人我见’以至于'法我见‘”。这里，瞿秋白几乎是以佛门信徒的身份发出他出征时的宣言和誓词。

    1921年12月19日，瞿秋白在莫斯科高山疗养院治病期间，曾发现自己“心智不调”，而提出“不要存心智相异的’不正见‘”。因为，“万流交汇，虚涵无量－－未来的黄金世界，不在梦寐，而在觉悟”。觉悟什么呢？“觉悟融会现实的忿、怒、喜、乐、激发、坦荡以及种种性。”在异国他乡一年的岁月里，现实的坎坷，思想的波动，病痛的折磨，瞿秋白怕丧“我”的元气而成“多余的人”，便用佛教的思想来为自己敲警钟。（同上第30、31、220、221页）

     瞿秋白在他的《多余的话》中，再次提到“’伟大的'休息”和“‘伟大的'睡眠”。一些“最最的人物”，便凭此诬蔑他是“消极悲观、厌世”，进而“求生、投降”。我却从“休息”和“睡眠”中，看到这是他青少年时代佛学思想的复归和返光，是他就义前的自我解脱和自度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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