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所寺庙，4000多名僧人面临着变革和转型，对新中国的陌生和对共产党政策不理解使他们陷于迷茫和惶惑之中。大鑫以其在武汉佛教界的威望，受命于危难之时主持佛教协会工作：为传承佛教文化和延续佛事活动，他用尽心血保留着寺庙和信教徒；也支持由于各种原因出家的僧尼们还俗并发给路费，让其返乡与亲人团聚；大小300多所寺庙要合并为14所寺庙，很多僧尼不愿离开寺庙，他又四处借钱投资办厂，让僧尼们各得其所进行劳动，自食其力。他一方面延续佛教，支持虔诚的佛教弟子继续佛事活动，一方面要协调寺庙之间关系，协调寺庙与政府民众关系，协调与社会各方关系。以他的威望奔走各方筹集资金，支持工厂生产和经营，他往来于工厂和寺庙之间，奔走于武汉三镇，协调着佛教界与各方关系，可谓呕心沥血，披肝沥胆。
1954年防汛，大鑫带领弟子们出色完成了分配任务，武昌三佛讲寺获得政府颁发的三等红旗奖。1954年10月19日上午，大鑫作为武汉市佛教界代表，与湖北省主席刘子厚、武汉市代市长王任重等领导一起，陪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其女儿英迪拉•甘地等一行9人，参观访问了汉口古德寺。
1955年8月，德高望重的大鑫当选为武汉市第一届佛教协会会长。当时，在全国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大鑫积极组织僧众参加生产劳动，他带头把三佛讲寺的大部分房屋腾出来创办了装订生产合作社。1958年，大鑫为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他不辞辛劳,千方百计把武昌区乃至武汉市的僧众尼众组织起来搞生产自救，自食其力，成功办起了制盒厂、制袜厂、毛巾厂、鞋衬厂、印刷厂、药用安瓿厂等。
大鑫廉洁奉公，在佛教界享有盛名，他从不沾钱，社会资助、香客居士供奉，全都交给寺院。据慈学法师回忆，他本人吃的是能照镜子似的稀饭，他为佛教界的事务往来大江两岸要坐船，他只在寺里取几分钱过渡费，不多来1分钱。一次，他唯一的嫡亲侄女（早年已过继给他做女儿）从老家来看望他,希望能为其儿子在城里工厂谋份工作。大鑫对她意味深长地说：“我是大岐山上一支蜡，我怎能有利己之心？现在国家解放了，新社会是自造人才的好时代，青年人要靠自己去奋斗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几十年过去了，这句话成为一直激励着他侄女及后人自强不息与奋斗成才的精神传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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